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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张北川：研究同性恋坚持科学勇气(图)

　　出乎意料的进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北川在学校里开“性学讲座”。当时，不但社会大众认为同性爱是道德问题，有专家也说“同性恋是国外传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1997年，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向张北川询问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然后决定捐款做一本杂志。接下来，张北川四处找专家、医生支持，1998年年初，创办《朋友通信》杂志。从最初的几千册到今年底的1.2万册，全国53个城市的同志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每两个月就能收到这本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不说杂志的采写编，光填写地址、给信封封口就是一个浩大工程。而这些，都由张北川、1位青年副教授、2位助手和20位青岛志愿者完成。

　　2000年11月，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支持下，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者对此作出“鉴定”：它“有效改变了男男性接触者的心理状态，对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取得的经验不仅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广泛的借鉴意义”。2002年，联合国在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正式文件中，表彰了张北川的工作，并引用张北川的科研数据。《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也引用了张北川的科研成果。

　　“在中国，在同性爱人群中进行性病艾滋病干预，要做好就要主体化，就是充分尊重GAY这个人群的意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几天前刚从南京回来，还有感染率较高的重庆，这些做得好的地方，不管有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通常都把这些GAY群体切切实实当做伙伴，给予充分尊重。”

　　“在很多城市，同志依托网站，建立志愿者小组，主动干预艾滋，这是最好的干预，非常有意义。这个草根组织里的人互相支持、互相温暖、相濡以沫、避免疾病。这些草根组织的出现，实际上代表了公民社会进程中的一个部分。”

　　“做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很容易，但作为同性爱人群的志愿者，在开展干预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暴露自己性取向的危险，他们勇敢地走在战斗前沿。”张北川说。

　　张北川透露，互助婚姻是缓解同性爱压力的一种途径，“江苏省有一个同天工作组，12月中旬会举行一个男同、女同互助婚姻联谊会，男同性爱和女同性爱结婚，有助于减少来自父母的压力，有助于艾滋病的减少”。

　　张北川说，中国急需一部反歧视法。“大连一所大学，大学生手册里明确写道，在学校期间搞同性恋的开除。据我了解，有大学生就因此被开除。如果我们有反歧视法，这些青年人的权益就能得到保护。2001年，我们国家也正式签署了《关于艾滋病的承诺宣言》，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人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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