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与张北川的选择
身为皮肤病学专家的张北川为什么要转行研究同性爱与艾滋病？
“这与我的医学启蒙老师的遭遇有关。”秦士德是张北川非常尊敬的老师，“1988年，有关他终身未婚的流言传出，说他是同性恋。年轻的男研究生和他接触，也被说成同性恋，很多科室的老师都对他展开批判。这种压力让老师想跳楼，在楼顶上嚎啕大哭。我想为蒙受羞辱的老师辩护，可我自己对同性恋根本不懂。我意识到，要化解老师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我加紧了阅读和思考。”
1989年，张北川开始准备资料，阅读了约200种性学及相关学科著作，1000余篇英文文献。张北川说：“作为学人，未看见问题则已，看见了就有责任搞个明白。”
1990年，张北川开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爱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纸：“一般谈话不得超过5分钟。”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大多数学人已认可一个观点：同性爱的形成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有先天的影响和后天18～36个月的环境影响。100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同性爱者占性成熟期总人口的比例为2%～5%，这个比例是恒定的，不随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而改变，同时，性定向一旦形成也不可能通过医学治疗或者法律惩处而改变……”当时，对同性爱的认识正在渐渐明晰。
《同性爱》出版后，倾诉的信件和电话求助于张北川。在秦士德的积极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的惊诧目光，作了一个重要而艰难的选择——从出色的皮肤病性病专家转向同性爱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
张北川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将自己拖向了不可预料的轨道——
医院领导认为让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搞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没了经费，性健康中心被安排到校园边缘地带，连电话都从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电话单上撤了下来。
去过张北川办公室的记者描述说：“办公室没有任何标志，不到20平方米，墙壁、天花板有大片霉变痕迹，窄得连人过路都要侧身。门边是用来存放同性恋档案的柜子，大约有2000个GAY的样本。”
有人说，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曾有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但这没起到丝毫作用。
幸好，还有家人的支持和赞许。“我妻子也是大夫，这些年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全力支持我。我们常说，能为那些在别处得不到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此生不虚……”
“不接触，你绝对体会不到这个人群的痛苦”
“一位家长发现孩子是同性爱后，把孩子绑起来，不许他出门，逼他结婚，年轻人挣扎着逃出来卧轨自杀。”
“一位有才华的同性爱画家迫于社会压力结婚，婚后异常痛苦。他想离婚，却遭到妻子和父母的坚决反对，抑郁之下结束了生命。”
“一位怀孕8个月的准妈妈给我留言说，刚发现老公是GAY，她特别痛苦，崩溃了，希望我能救救她。婴儿两个月的时候，她早晨5点抱着婴儿离家出走，到青岛找我们。”
张北川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爱者及其家人朋友的热线电话，一天几十个。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科学的性行为知识，劝慰他们好好生活；阅读和回复信件，接受他们不能为外人道的痛苦与绝望。
“异性恋者能够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很少出现自我认同问题。同性爱者则不然，他们接受的文化与性取向之间的矛盾常常引发认同的艰难，影响生活和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我们调查的样本里有1/10的人曾经自杀未遂。另外，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爱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爱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所谓认同，是指同性爱者对自身性取向的认可、赞同程度。张北川说，使人愉悦、使人生活得更积极而且与疾病无关的性就是健康的性，这与性取向无关。
因为中国文化的保守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性爱人群一直隐藏地下。“我们调查的GAY和女性性交过的超过50%，而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非常低。”
1996年12月，北京出现了第一个GAY吧，张北川也去了。“屋子很小，房顶非常低，人挤得满满的，空气浑浊。我就问，你们来这儿觉得好吗。一对GAY说，我们原来都是一两个月才能见一面，大冷天都是在寒风里面站着。一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再糟也总比站在寒风中好。一位GAY说，有一次在公厕好不容易找到个人，结果后边一个坏小子跟着他俩，他们正要高潮时那坏小子出来吓唬他们，结果他被吓着了，阳萎了好几个月。听起来像笑话一样，实际上这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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