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任海勇
我在刚刚收到2008年8月号的《朋友》通信杂志(总第64期),在“生命·《朋友》十年”栏目里,看到了我投稿的文章:“《朋友》,同志文化的播种机”,全文如下:
这是一本每两月出版一期的薄薄的小册子,插图很少,即使有,也是一幅素描一样的小画;封面封底是黑白灰三色的组合,简洁的构图上,印着朴实的刊名《朋友》。这种风格会让这本刊物的主要读者群—同志朋友们,感到很自然、也很亲切。现在的同志们在爱的时候,还不能像异性恋者们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激情似火的,极力张扬的,或是不顾一切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想着那份爱,默默地咀嚼着,悄悄地珍藏着,深深地掩饰着。同性爱者们这种含蓄内敛的爱,不是很贴合这本小册子简约素雅的风格吗?
刚开始注意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我觉得《朋友》这个刊名直了些,也少了些文学味儿。看了几期之后,我体会到了其中更多的含意:刊名着力突出的“朋友”两个字,它点出了办刊的宗旨,编者想把它打造成同志们的朋友;而“通信”,则表示刊物希望更多地和同性爱者们进行沟通和联系。
我在网聊时感到,许多同志朋友都很熟悉这份杂志,但又不敢索要这份赠刊。我们同志圈里的大多数人,主要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已经结婚的,当然是和爱人孩子住在一起了;还有一种是坚持不结婚的,大都和父母住在一起。既不结婚又单着过的同志,是很少的。这种受制约的生活方式,就带来了特别的不方便:自己出去和同志朋友交往是一种难;同志朋友来家里相聚也是一种难。也因此,很多网友说,他们会在网上看电子版的《朋友》,但他们不敢让纸面的杂志寄到家里来;配偶看到或是父母看了,都会是很大的麻烦。
2005年夏天,我给《朋友》写了信,很快地,我就收到了第46期的《朋友》。从那以后,我每隔两个月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朋友》,一直到现在。每当新刊到来的时候,我和同志爱人小胖就会抢着看;看完又会为里面的故事聊个没完。渐渐地,光听别人讲故事,我已经不满足了。尤其是到了2006年年底,我们买了一套新的大房子,位于人文气息浓厚又风景如画的上海松江大学城,环境好了,人更休闲了,我那从小学时起就喜欢写作的兴趣,和我从14岁起记了三十多年日记的积淀,就开始发酵了。我也试着写了一篇,投往《朋友》编辑部;很快地,我的《遭遇小狼》一文,刊登在了第56期的《朋友》上。我高兴极了,也更投入了。此后,我的文章《我的安全套就是不入套》,《我们在一起,天天像过年》和《给世界一个真实的我》又相继被该刊登出。
我在《朋友》上发文,没有有些同志那样的紧张,我的所有文章都用了我的真实姓名。我希望同志们能从我的勇敢和直面人生的态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及积极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有些读者看了我的文章,又搜了我的实名博客,成了我的好朋友,这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快乐。我通过和朋友们的交流,力所能及地帮助着那些目前还处在心理犹豫期、心理隐藏期、心理恐惧期、和心理自卑期的同志们。
我要感谢《朋友》的编辑们,在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我的文章的肯定。它让我更自信地把我的写作才华用到了同志主题的写作中。也因为这种激励,我在原本只写公共话题的博客中,开始尝试着写同志话题了。而且这类文章我越写越多了:从自己写到别人,从评论纪实写到小说故事,从单纯的同志情感关注写到同性恋者对异性伴侣生活的影响。比如,以读者来信为基础写成的《守活寡的同性恋妻子太苦了!》;连载小说《李建国的同性情史》等等。我想,今后我还会一如继往地为《朋友》写稿的,也会在我的博客中更多地反应同志们的心声和表现同志们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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