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专家司马杰(Edmund Settle)最近在世界艾滋病大会期间表示:“在艾滋病预防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摒弃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歧视。”

资料照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专家司马杰(左)
中国的社区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在艾滋病的防治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组织十分容易接触到那些HIV的易感人群,比如男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等等。
司马杰强调,对于男同性恋者而言,他们不可能直接同政府性艾滋病防治机构对话,而社区性、民间性的组织却可以关怀这些人群。
据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MFAR)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同性恋的男子罹患艾滋病的比例要比一般人群高出19倍。
“除了提供宣传、教育等服务,社区组织还可以代表政府和国际艾滋病防治组织进行交流和沟通,以使中国的艾滋病人群不会被遗忘”,司马杰说。
据司马杰估计,中国有上千个社区性质的艾滋病宣传和预防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在积极地进行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工作。这些非政府机构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通常与政府有着很大关联,按照政府的规定行事,并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和政府展开积极合作。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共有6个艾滋病项目在同步进行。司马杰说,这些项目都是通过和中国的不同政府机构进行合作得以实行,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推行艾滋病防治项目的主要模式。
司马杰指出,那些社区组织虽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十分重要,但由于这些组织并不需要登记注册,很难弄清这些组织的数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因此无法直接向这些组织提供资金,只能通过和政府机构的合作来向这些组织提供帮助。
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HIV的感染率为0.1%,这一比例要远远少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虽然中国的整体感染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艾滋病在特定的地域及特殊社会群体中发病率极高。
国际艾滋病协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的执行理事克雷格·麦克卢尔(Craig McClure)在本届艾滋病大会召开前的一次讨论会上就曾向记者表示,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中国政府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中国制定了有力而透明的政策,也划拨了足够的预算,但各个省份艾滋病防治发展很不均衡,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则并不认为艾滋病是一个大问题等,并担心艾滋病问题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形 象。
作为长年在中国从事艾滋病发展研究的专家,司马杰对此的观察同麦克卢尔如出一辙。司马杰认为,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中国政府并不缺乏决心和努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努力有目共睹:近些年来,艾滋病防治的预算以及所获得的政府支持都得到极大增加,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对艾滋病防治中涉及的敏感问题,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等问题也给予了认真处理,国际社会甚至开始向中国学习艾滋病防治中的一些先进的范例,不过一些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努力则与中央政府相距甚远。
司马杰认为,艾滋病防治政策执行各省与各省之间大不相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认为加强艾滋病防治会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这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加强艾滋病防治只能说明政府注重民生健康,不企图隐瞒艾滋病实情说明政府的诚实,因为如果能在艾滋病问题上说谎,也能在其他方面说谎,”司马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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