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39~278年)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为楚辞体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名长诗《离骚》“可与日月争光”,其它作品如《抽思》、《思美人》及短辞《桔颂》等,也都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除了文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外,屈原也是深受平民爱戴的形象,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使人觉得历代史学家们肯定已对他大书特书。奇怪的是,屈原的故事历来为正史所不齿,楚国及春秋战国的典籍均不见记载,直到汉代忍辱受阉的司马迁首次将屈原的传说编入《史记》,他的生平才受到披露。但此后史学界对他又有所冷落。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为“不合经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他更是只字不提,直到宋朝王逸作《楚辞章句》,将屈原的形象理想化与圣洁化,附应了当时“忠君爱国”的儒学思朝,于是端午祭日和龙舟竞水等风俗也应运而生。可见民间所传说的屈原,是已经被后人大大地加工过的。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列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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