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当时遭到学界围攻。朱自清请来楚辞专家闻一多主持公道,闻一多给了孙次舟4个字:“完全正确”。不止孙闻两位,后来的许多大人物老师,都通过考证证实了屈原的同志身分。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曾写过《人民的诗人屈原》的那位潘光旦,也这么说过。在潘光旦所译霭理士《性心理学》的附录中,就有这样的文字:“《离骚》、《九歌》、《九思》、《远游》、《卜居》、《渔父》等诗,都可看作他与楚怀王的爱情由亲密到疏远过程的艺术记录。”
俺年轻时,古典文学老师告诉俺,屈原是个忠君爱国的诗人,说他的投江乃是因为政治理想不被昏君接受并遭人陷害所致。其实这种解释似嫌牵强。屈原时代,仁人志士就跟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楚王不理,大可投奔秦王去,犯不上寻死觅活的。那时从一个国到另一个国,比今天福州人去深圳还容易,连个通行证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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