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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穿越悲凉的AIDS干预(图)

2007-8-11 13:36:10　来源：淡蓝　点击：17202　评论：评论：(1) 条　点击查看　发表评论

　　开始健康干预

　　就在同性恋者在张北川身边一个个“浮出水面”
　　的同时，艾滋病对中国的压力也在一年年增大。
　　一位同性恋者曾万分忧虑地告诉张北川，他的100多位“朋友”中，短短几年内被证实因艾滋病去世或因艾滋病感染而自杀、入院治疗和“下落不明”的已超过10人！大多数同性恋者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制约，被迫已经结婚或将选择与异性结婚。调查表明，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
　　《同性爱》出版后，不少同性恋者写信给他，张北川每封必复，他与200多名男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
　　1997年，张北川第一个在中国开始通过这200多人和他们的朋友进行了对近500名同性恋者的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大样本（200个以上）调查并为国际承认。在这之前仅有潘绥铭的1993年165例调查。这项调查相继在卫生部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中国政府获得了对同性恋人群的完整报告。也就是在1997年，张北川启动了对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项目。
　　从《同性爱》出版到现在，这十几年张北川接触了至少10000名以上同性恋者和他们的亲长、配偶。
　　从1997年夏季开始，张北川开始筹划一本小小的健康干预资料。当时，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问询中国艾滋病情况，并告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旧金山等美国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感染率达40%以上，数十万男同性恋者死于艾滋。如果中国不动作，悲剧必会重演。这位留学生和另外两人向张北川捐款5000元，这是《朋友通信》的第一笔资金。
　　后经北京一位专家建议，张北川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最后终于获得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科技部、中国疾控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世界艾滋病基金会、亚太区艾滋服务网络等的支持和资助。项目组的参与者中包括了国内近十个学科的一流专家，其中多数人是国内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7月1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在北京向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左一)和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右一)颁发政府奖项，奖励他们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

　　心灵的奖赏

　　在张北川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新一旧两个大柜子，那里面有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上万封同性恋者的来信。而在他办公室的电脑里，更是保存着无数同性恋者及其亲友的电子邮件。
　　2002年，云南省有一个国家级男艾滋病干预项目，整整半年，课题组找不到同性恋者，为了帮助这个项目，张北川给与他保持联系的20位“朋友”发了信……局面很快打开！
　　在大量同性恋者眼中，张北川三个字代表着希望、信任和安慰。他每到一个城市，许多平日里小心翼翼隐瞒自己身份的“圈里人”，想方设法要见他一面，倾诉苦恼或寻求帮助……
　　这些年里，为了争得更多人对同性恋健康干预事业的理解、支持，张北川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提起这些，张北川淡淡一笑，说：“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很有限的一点工作，但我们得到了心灵的奖赏。”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子。”张北川说，贝利-马丁基金会的赞助，他一直“攒”着，就是希望能把钱用在刀刃上。2001年，当他得知很多医生和同性恋志愿者想为控制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做些事情，却苦于没有资源时，他在几个大城市资助发起了同性恋社区艾滋干预项目，如今项目组已扩展到16个城市，而且都各自有了影响。他们最近所作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积极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6%的人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9%的人减少了这种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人明显增多。据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介绍，相比于2003年，2006年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50%。
　　记者翻开案头那本《同性爱》，《前言》中的一段话深深吸引了我：“本书写作期间，当年农村插队的生活场景常常重现心头：夜半朔风呼啸，窗纸瑟瑟做响，屋内寒意逼人，油灯荧荧如豆。土炕上的矮桌前，我披衣苦读，每有所得，心头就泛起喜悦的波澜。……
　　十几年来，为追求科学真理我奋力攀登，惟疲惫之极才驻足小憩。每每回首身后的路，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遥远的以往。我多次体味到那博大深沉的快乐：‘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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