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尊重儿子的同性之爱
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由着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后来更由着他选学了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儿子学习出色,担任戏剧节参赛剧的导演又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自己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该文。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远涛读大二那年,通过爱白网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俩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莫大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公开同志身份,虽然他自己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接受一个女孩。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这样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不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站《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8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在网络上袒露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在访谈里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同志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我妈妈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纳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外国朋友。森请我们去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位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暗思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国内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然爱儿子,但还没有抱孙子的渴望;先生是华侨孤儿,归国后靠助学金完成学业,对传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也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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