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桃红满天下》增刊向读者们介绍对同性恋病态论的科学挑战。这些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严重动摇了“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理论基础，为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武器，最终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同性恋并非疾病，而是一种正常的性爱表达”目前已经被西方的医学界和职业界广为接受，联合国卫生组织也于１９９２年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删除。
本文译自罗纳德·贝耶（Ronald Bayer）所着的《同性恋与美国精神病学》（Homosexuality and American Psychiatry）第2章。
作者：罗纳德·贝耶 翻译：有家 二言
二十世纪初，霭理士和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等性学改革家率先提出了以下观点：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正常形式之一。但随着同性恋病态论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宰地位，以上观点受到了埋没。在职业界和民众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的社会情形下，有关病态论的研究大都侧重于病因，各种精神动力学（见注１）假设争相成为主导模式。病态论也使研究人员产生了以下兴趣：如何通过治疗使同性恋者恢复异性恋功能。以上两种研究的数据都来自于临床工作人员。由于同性恋被假设成一种疾病，所以没有人对临床数据的可靠性产生过怀疑。
对以上这种病理学方法的批评首先来自于那些非临床方向的研究人员，这说来也许并不出奇。研究者或是来自与主流精神病学截然不同的学科，或是那些摈弃了主流理论模式的精神病学家，他们对同性恋病态论的出发点和同性恋的可治愈性提出了质疑。
对精神病学正统观点的挑战开始于二战后不久。最初，在不同领域内独立工作的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不符合传统假设的证据。这些发现不仅激发了以后的挑战，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赫希费尔德和霭理士的研究传统展现出新的生命。战后对精神病学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受到了文化人类学中相对论观点（见注２）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同性恋运动推向了新高潮，使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之间发展了一种交错而互惠的关系。运动的存在对理论研究的社会意义产生细致而重要的影响，而研究成果反过来对早期的运动领袖也有着重大影响，鼓励他们在组织和思想发展上，从事探索性的工作。最后，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利用一个对精神病学理论和实践的有趣批评，将它发展为进攻精神病学权威的有力武器。
阿尔弗莱德·金赛（Alfred Kinsey）：性社会学调查的先驱
当阿尔弗莱德·金赛于１９４８年发表他对美国男性性行为的实证研究时，同性恋病态论还没有受到过冲击。与那些依赖少量临床数据的研究不同，他的发现基于对大批美国白人男性的采样调查。金赛的工作着重于研究性行为的方式，因而几乎是纯经验式的，没有任何系统的理论参考。他相信数据可以为自己说话，因此放弃了传统的正常与反常（变态）的二分法观点，假设他所发现的区别是定量的，而不是定质的。从临床研究的文化观点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后，他能够在有关正常性行为的概念方面对传统精神病学提出挑战。
金赛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标准和实际性行为之间的鸿沟，震惊了美国大众。有关同性间性行为的发现是这项研究所发出的重要挑战之一。当时的学术界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同性恋是一种罕见的病态现象，所以金赛的发现实在让他们心烦意乱。其实，金赛自己也对研究结果感到惊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这样的数据毫无准备。”３７％的男性人口曾经在青春期和老年之间，和同性有过身体接触并达到性高潮。同样惊人的是，这种行为呈现出连续性分布，一端是毫无同性恋性行为的人，另一端是只从事同性恋性行为的人。（金赛给被试者以０－６打分，０代表绝对异性恋行为，６代表绝对同性恋行为。）１０％的被采访者报告说，在１１岁至５５岁之间至少有三年从事绝对的同性恋行为。
如此之高的性倾向差异使大众感到难以接受，人们从统计和伦理角度对金赛的结果发起了反对洪潮。然而，对于那些为争取社会接受和法律权利而刚刚开始组织和斗争的同性恋者来说，这个结果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们再也不必胆战心惊地活着，因为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同样的经历。事实上，同性恋活动家已经确信，金赛的研究是导致美国公开的同性恋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
金赛迅速利用他的发现，对当时的精神病正统学说提出挑战。他认为，依据发现的频度，把同性恋看作一种精神疾病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许多成年人中，既存在异性间性行为，又存在同性间性行为。他认为把同性恋和通常意义上的精神变态趋势相联系是不正确的。从被采访者那里得到的资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金赛主张统计上的正常不应成为心理上的不正常。再者，他反对把异性性行为作为一种生物导向。相反，他相信“个体对任何外界刺激产生性反应的能力是该种族的基本能力”，我们的“哺乳动物遗传”使我们同时具有异性恋和同性恋反应。
由于否定了有关性行为方式的传统和主流的临床假设，金赛认为讨论“同性恋人格”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实证发现都使他反对“那些（医学含义上的）同性恋者”的存在。
在试图解释被采访者所选择的性行为方式时，金赛尤其反对受精神动力学启发的从家庭背景寻找病理解释的方法。相反，他假设一种巨大而复杂的动力在起作用。对他而言，个体对性倾向的选择是“人类选择的谜团”之一。正统的精神病医生为男男女女选择异性性行为来满足性需要赋予极大的意义，但金赛认为这种意义并不一定事先存在。性倾向如同对食物和服装的爱好一样，都是自然的表现，但社会对某种性行为的厌恶使这种偏好更显凸奇。
如果生物学和精神动力学都不能解释异性恋的统治地位，那么异性恋的主导地位从何而来呢？金赛认为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性倾向也是后天习得的。是文化改变了原本并不确定的性冲动，引导和控制它走向“合适的方向”。当临床精神病医生着重于同性恋的病理学研究时，金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没有选择去表达他们的同性恋潜质呢？答案要在禁锢重重的异性恋文化中去寻找。
金赛通过文化角度来理解人类性行为，并且采用了相对论的观点，这使他能够在思想上宽容地对待研究数据在性倾向上呈现出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宽容态度使他对大多数精神病科临床医生的治疗态度提出挑战。医生们深信异性恋代表一种医学上的常态，他们应该帮助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从病人的需要出发，而只是不断加重文化上的异性恋专制。对金赛来说，帮助人类接受自己多种多样的性倾向，是意义深远得多的理想。
５０年代，同性恋运动处于萌芽状态，金赛马上成为他们的好友，这不仅是因为他大张旗鼓地抨击对同性恋的禁令，而且因为他的工作恰好提供了挑战心理治疗的证据。他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与同性恋团体建立了热切的关系，他于１９５６年的去世被同性恋社区视为巨大损失。在此之后，他所建立的性学研究所继续开展同性性行为研究，目的在于消除大众和专业人员一致将同性恋看成病态的偏见。这些研究中最为瞩目的一项就是一本名为《同性恋：人类多样性的一项研究》的书，该书的题目体现了金赛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