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的“草山行馆”被大火焚毁，同时，蒋介石在桃园大溪的行馆被恶意喷涂油漆。台湾执政当局推行的“去蒋化”运动在持续发酵。

　　作为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后人，白先勇幼年时在公开集会中看见过蒋介石光头冷面的总裁形象。白崇禧去世，蒋介石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我)跟蒋介石并没有交往，宋美龄反倒跟我们很好。”白先勇说。

4月7日，蒋介石迁台后曾居住的台北阳明山“草山行馆”被焚毁

　　4月8日，身在北京的白先勇对台湾“去蒋化”风潮淡定疏离，谈起昆曲，白先勇话语收不住，身体也收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第一次见到父亲掉泪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时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很好，我父亲是个性强悍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白先勇安坐客房遥望往昔。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

　　白先勇对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严格。父亲经常会从前线打电话给妈妈查询儿女们的成绩单，白家十个兄弟姐妹在家庭里的地位要按念书的成绩高低来定。

　　白先勇的成绩可以使他在家里处于有利地位。虽然父亲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可是在家里母亲是主心骨。在北伐和抗战时期，几次逃难都是母亲带着全家，母亲带着大批人马——年龄最大的有九十多岁的奶奶，最小的未满月的弟弟，八十多个人由母亲带着逃到重庆。一度误传父亲跟孙传芳激战时阵亡，母亲不相信，独自在兵慌马乱中穿越枪林弹雨寻找父亲，从上海一直找到南京。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多伦路，白先勇因肺病与佣人移居虹桥路花园洋房疗养，病后回毕勋路居住，入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在上海虹桥花园养病和念书期间，曾与家人到国际饭店、大世界、沙胜大厦、黄埔滩、先施公司等地游玩，到美琪、国泰、金城、大光明、南京、卡尔登等戏院观看梅兰芳、俞振飞等京剧大师的演出和西方电影。白先勇由此熟悉了京沪文化，也目睹了战后上海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景象。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退使白氏一家重过飘零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在台湾，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被剥夺兵权。

　　在台湾，白先勇陪伴父亲11年。晚年的白崇禧心意寂寥，家国之忧和壮志未酬使他郁郁不得志。但是“父亲也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境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进退之间有所抉择”。白崇禧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

1960年，在白崇禧的提议下，台北清真大寺落成

　　“他觉得事情有益就做，有一种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白先勇说。

　　对文学的选择，对艺术的迷恋使出身军人世家的白先勇走上跟父亲迥异的道路。

　　成年以后，白先勇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白崇禧接受了儿子的想法。“我想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理解。”

　　1962年对于25岁的白先勇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母亲去世了。

　　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的时候，他“内心悲凉，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在那年，白先勇独自一人飞往美国去求学。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而且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

　　“父亲大概也很舍不得我走，他一直送到飞机下面。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我从没看到过父亲掉泪，那可以说是英雄泪吧。”白先勇说。

　　那是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1966年，白崇禧因心脏疾病辞世。